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与麦哲伦一起进行第一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西加雷特在穿越美洲南部土地时写下了一段严格准确的记录,至今仍像一个幻想。他在信中说,他看到了臀部有肚脐的猪,看到了母鸡在伴侣背上下蛋的无瑕鸟,还看到了像无舌鹈鹕、嘴像勺子的其他鸟。他写道,他曾见过一种错误的生物,它有骡子的头和耳朵,骆驼的身体,鹿的腿和马的鸣叫。他描述了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是如何面对一面镜子的,在那之后,那个慷慨激昂的巨人因为自己形象的恐怖而失去了理智。

这本书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小说的种子,但它并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现实的最惊人的描述。印第安人的编年史》留下了无数的内容。埃尔多拉多,我们如此热衷于寻找的虚幻之地,在许多漫长的岁月里出现在无数的地图上,变换着它的位置和形式以适应制图师的幻想。为了寻找永恒的青春之泉,神话中的Altar Núez Camera de Vaca在墨西哥北部探索了八年,这支妄想的探险队的成员互相吞噬,在进行探险的六百人中,只有五人返回。那个时代的许多谜团之一是11000头骡子,每头骡子装载着100磅黄金,有一天离开库斯科去支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但从未到达目的地。随后,在殖民时期,在卡塔赫纳德印第安亚斯出售的母鸡,是在冲积过后土地上饲养的,其鸡胗中含有小块的黄金。一位创始人对黄金的欲望一直困扰着我们,直到最近。迟至上个世纪,一个被任命研究横跨巴拿马地峡的洋际铁路建设的德国代表团得出结论,该项目在一个条件下是可行的:铁轨不是用铁制造的,因为该地区缺乏铁,而是用黄金。

我们并没有因为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被置于疯狂的境地。三次担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纳将军为他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加布里埃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绝对君主统治了厄瓜多尔16年;在他的葬礼上,尸体坐在总统椅上,身着全副军装,戴着一层保护性勋章。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萨尔瓦多的神学暴君,在一场野蛮的大屠杀中屠杀了三万名农民,发明了一种钟摆来检测食物中的毒药,并让街灯铺上红纸以战胜猩红热的流行。竖立在特古西加尔巴主要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伦将军的雕像实际上是纳元帅的雕像,是在巴黎一家二手雕塑仓库购买的。

十一年前,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诗人之一,用他的文字启迪了这群观众。从那时起,善意的欧洲人–有时也有恶意的欧洲人–被拉丁美洲的不祥之兆所震撼,而且力度越来越大,那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境界,有许多令人神魂颠倒的男人和历史悠久的女人,他们无休止的顽强精神已经模糊成了传说。我们没有片刻的休息。

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固守在他燃烧的宫殿里,与整支军队孤军奋战而死;两起可疑的飞机事故,尚未得到解释,却断送了另一位伟大的总统和一位重振人民尊严的民主战士的生命。发生了五次战争和十七次军事政变;出现了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正在进行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拉丁美洲民族性。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在一岁前死亡–比1970年以来在欧洲出生的儿童还要多。因而失踪的人有近十二万,这就好像没有人能够说明乌普萨拉的所有居民一样。许多妇女在被捕时孕妇在阿根廷监狱中分娩,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孩子的下落和身份,这些孩子被军事当局的命令偷偷地收养或送到孤儿院。因为他们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整个大陆有近二十万男女死亡,在中美洲三个命运多舛的小国,有超过十万人丧生。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将是四年内有100万至60万暴力死亡。

该国10%的人口已经离开,因为该国有好客的声誉。乌拉圭,一个拥有250万居民的小国,自认为是非洲大陆最文明的国家,每五个公民中就有一个被流放了。自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20分钟就产生一个难民。由拉丁美洲的所有流亡者和被迫移民组成的国家,其人口将超过挪威。

我敢想,正是这种巨大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达,才值得瑞典文学院的关注。这种现实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生活在我们体内,决定着我们每天无数次死亡的每一个瞬间,它滋养着一个永不满足的创造力的源泉,充满了悲伤和美丽,而这个游荡和怀旧的哥伦比亚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密码,被命运选中。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战士和恶棍,都是那无拘无束的现实中的生物,我们不得不要求但很少有想象力,因为我们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常规手段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如果这些困难影响到我们,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人才应该发现他们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解释我们。他们坚持用他们自己用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摧残对所有人来说都不一样,对我们自己身份的追求对我们来说就像对他们一样艰辛和血腥,这是很自然的。通过不是我们自己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未知,更加不自由,更加孤独。一个可敬的欧洲如果试图从自己的过去看我们,也许会更有洞察力。只要人们记得,伦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墙,又花了三百年才有一位主教;罗马在不确定的阴霾中挣扎了二十个世纪,直到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把它固定在历史上;今天和平的瑞士人,用他们温和的奶酪和冷漠的手表为我们献上盛宴,早在十六世纪就作为命运的战士血染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高峰期,一万二千名受雇于帝国军队的兰斯奎奈特人洗劫了罗马,并将其八千名居民置于刀下。

我并不是要体现托尼-克罗格的幻想,他把贞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结合在一起的梦想,在53年前被托马斯-曼在这里高扬。但我确实相信,那些在这里也为一个更公正、更人道的祖国而奋斗的、目光清晰的欧洲人,如果重新考虑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对我们梦想的声援不会使我们感到不那么孤独,只要它没有转化为对所有在世界分配中假设拥有自己生活的幻想的人的具体合法支持行动。

拉丁美洲不想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棋子,也不想成为西方的愿望。然而,导航方面的进步缩小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这种距离,反过来说,似乎更突出了我们的文化偏远性。为什么在文学中如此轻易地赋予我们的原创性,在我们艰难的社会变革尝试中却被不信任地否定了?为什么你认为进步的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寻求的社会正义不能成为拉丁美洲的目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的条件?不:我们历史上不可估量的暴力和痛苦是由古老的不平等和难以言喻的苦难造成的,而不是在我们家门口三千里格策划的阴谋。但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这样认为,他们带着老一辈人的幼稚,忘记了他们年轻时的丰硕成果,仿佛除了生活在世界两大主宰的摆布下,不可能找到别的命运。我的朋友们,这正是我们孤独的规模。

尽管有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仍以生命回应。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饥荒还是灾难,甚至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永恒战争,都无法制服生命对死亡的持续优势。这种优势在不断增长和加快:每年,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多出七千四百万,有足够数量的新生命在繁殖。每年,纽约的人口都会增加七倍。这些出生的孩子大多发生在资源最少的国家–当然包括拉丁美洲的国家。相反,最繁荣的国家已经成功地积累了破坏力,不仅可以百倍地消灭至今存在的所有人类,而且可以消灭在这个不幸的星球上曾经呼吸过的所有生物。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的主人威廉-福克纳说,我拒绝接受人类的终结。如果我没有充分意识到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绝承认的巨大悲剧,现在,自人类诞生以来第一次,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科学可能性,我将不配站在这个属于他的地方。面对这一令人敬畏的现实,在整个人类时代似乎只是一个乌托邦,我们这些故事的发明者,什么都会相信,觉得有权相信现在参与创造相反的乌托邦还不算太晚。一个新的和全面的生活乌托邦,在那里没有人能够为他人决定他们的死亡方式,在那里爱将被证明是真实的,幸福将是可能的,在那里被判处一百年孤独的种族将最后和永远有第二次机会在地球上。